本文节选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80年，江青在庭审现场】
揭穿林彪、江青集团之间从相互勾结到相互争夺的事实，揭穿江青所谓她是与林彪集团做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联系，我们专门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谈了话。吴法宪是个既矮又胖的老头，简直看不出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吃得不坏，活动又少，大概也是无所用心，就发展成一个滚圆滚圆的圆球体。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承认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说党和政府怎么办他也不过分。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能够本着事情发生发展的逻辑，一个一个地说清楚。他说得很耐心，很仔细，我们也感到，他没有耍花招。他尽量地要跟我们拉近乎。通常，谈话与谈话者之间除隔着一张桌子之外，还有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因为管理方面担心发生行凶的事才这样安排的。而每当提审吴法宪时，他都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边挪动木椅。经过吴法宪几次挪动木椅，逐渐使他坐的椅子紧靠上了我们的桌子，跟我们伸手可及了。吴的情绪总是很好的，说话像讲故事一样，还伴随着微笑。他有时嘲笑他们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时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攻武卫人物的可耻，当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现出很难堪，很难以启齿的样子。
吴法宪跟江青集团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跟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进行过浴血斗争。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来竟有他本人的过错和罪行，谈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吴法宪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变”字。他从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于对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对权势的欲望。他巴结林彪，巴结叶群，巴结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甚至他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还去搀扶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登长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种封建依附意识在特殊条件下所起作用和恶性发展的结果。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打倒谁、保护谁的蓝本和护身符。
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
所以陈伯达投靠林彪，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部队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毛主席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毛主席，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人祸的论点。他指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为主的。毛主席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毛主席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毛主席早就在给江青的密信中，对林彪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毛主席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过，这是当时毛主席所不愿意的。因此，毛主席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林彪。这一下，使林彪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毛主席的班，夺毛主席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毛主席，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只说是他们反对江青、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毛主席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江青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江青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迎合毛主席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开会，就林彪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仅是一个未见天日的东西。大概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人外，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代时，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从事实和时间上推算，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较可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虽然猛烈地攻击了一些过去的“左”的东西，攻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撩开了他的屁帘，难道还会看不出那条狼尾巴吗？林彪、叶群、林立果，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乘飞机叛逃，结果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难道不是以极“左”的手段来祸国殃民吗？显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国弱民穷(当然主要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但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不能推脱其责，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捣乱和破坏)，陷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国际上搞孤家寡人政策。这些，林彪集团比之江青集团干得并不逊色。所以，后来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其中从文字叙述的意思来说，有挞伐“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群众一下子就看透了那无非是林彪集团为了笼络人心，实现其篡党篡政篡军的目的，搞的一场欺骗而已，因此群众是对之深恶痛绝的。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左”的错误，将其推到极端的“左”，以达到搞乱全国、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周恩来同志主张批林、陈，要批“左”，以清除“左”的影响，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一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左”，就会联系到江青，就会联系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说林彪篡党夺权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毛主席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许多内容来看，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我所见，要把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开。就反革命阴谋集团来说，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无非是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出现，并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已。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错误思想倾向要循循善诱，指明危害，使大多数人从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自觉地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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